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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的慈善救济

2020-11-17 | 作者:陕西 银谦民 | 浏览数:231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1.河南新安县的孤儿院。全名是“实安慈惠孤儿院”。起先由内地会瑞典籍牧师鲍跃渊于1911年创建,1915年建成。取名新安孤儿院。院址在县城内南后街福音堂院内。1920年,瑞典传教士卞桂英(Maria  Pettersson玛利亚·佩特森)即卞教士和康若兰得知,瑞典有一位名叫实安的12岁男孩因患肺结核不幸夭折。他的父亲为了纪念儿子,愿意将实安所有的一份家产捐给慈善机构。卞、康二人征得实安父亲的同意,将这份家产变卖,所得款项捐给了新安孤儿院。后来,西欧的教会也有捐款。在瑞典人庞而立、爱约翰、叶杖学的协助下,教会在新安县城西街路南(今新安县政府招待所处)买下一块坟地,建成一座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将孤儿院迁到这里,更名为新安实安慈惠孤儿院。规模逐年扩大,有东西两个大院,西院有主楼,水井等,是孩子们生活学习的地方。东院则设有织布,织毯,木工作坊和羊圈等,是生产基地。还有10亩菜地,一片牧场。孤儿院是新安县最早使用西药的医疗机构,备有常用西药。院长、教士负责看病用药。还培养大孩子为小孩子洗疮,换药,治疗外伤。重视预防疾病,每年都要种牛痘。培养孩子掌握西医知识和技能。


玛利亚 佩特森(卞教士 左二)和孤儿

孤儿院院长最初由卞教士担任。1928年根据武汉国民政府通令,组成新的董事会,由国人邵修德(1888--1971)担任院长。1929年,蒋冯大战。为安全起见,一部分人迁往山西运城,1933年又返回新安。1944年,新安沦陷。师生辗转于偏僻乡村上课。稍安,又分批回城。解放后的1951年,孤儿院停办,政府对孤儿另作安排。1987年,有关方面为邵修德立碑纪念。


1951年卞教士离开中国大陆,后来去日本继续照顾孤儿。但另有消息说她在回瑞典途中病故于香港。她25岁来华,在孤儿院工作了36年,终生未婚。

孤儿院收养对象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家贫上不起学的孩子和沦陷区逃来的难童。附属学校设初级班、高级班。成绩优良者保送到山西运城上中学,师范,到陕西大荔上神学。孤儿院一共存在36年,收养抚育儿童2000多名,不但将他们抚养成人,还教他们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有的人还对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任北京眼科医院院长张爱荣就是上千个孤儿中的一个。


1924年新安孤儿院的女童

传教士1923年的笔记记载:“在河南府(洛阳)附近的新安县,传教士玛利亚·佩特森已经开始照顾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了,人们叫她卞教士。男孩加入了教会学校,女孩们则在儿童院里的学校中,与走读学生们一起学习。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孩子们的数量一直在增加。1921 年,儿童院有200 多个孩子,但这也只是救济工作的一部分。姊妹们还增开了收容所,一家收容所有200 个男孩,另一家则有600 个妇女,还有一个孕妇之家,以及可供1000 个人吃饭的社区厨房。1922 年,儿童院有了一所专门建造的更宽敞更适合的房子,房子是西式建筑,还有一些中国风格的附属建筑。孩子们有了更宽广的运动场。新安县的儿童院,是那些被抛弃的女孩们、被送人的男孩们的庇护所,也成了镇上最好的一道风景。”

 

 1926-1运城孤儿院雇用的中国保姆

蒲城教会任(雅婷)教习(任教习一家三代都是传道人,婆母郑终吉和小姑韦微牧师40年代参加遍传福音团到新疆传道,他和丈夫韦国伟长老到四川传道。二儿子韦恩民现在是蒲城教会长老,小儿子韦乐民是陕西省基督教两会副主席、副会长)说:“新安县是一个穷县,人多地少。我母亲1920年生下我以后,因为养活不起,就把我扔在一个水井边(有意的,因为卞教士要从那里经过)。卞教士就把我抱回孤儿院,别的孩子都吃奶粉,就我不吃,卞教士专为我雇了个奶妈。这个奶妈就是我的亲妈。我的境遇和圣经上的摩西很像(参出2:1-10)。母亲为了挣孤儿院的钱,隐瞒身份,何等无奈。离奶以后,母亲就不管了。卞教士特别爱我,如同亲生。我由她一手带大,管我吃穿,供应我上学,把我管到十五岁,交给另一位传教士安守道,安教士管我,直到我结婚。给我做好嫁妆,将我交给韦长老,才撒开手。”


蒲城教会任教习,由卡教士带大(今年101岁)

 2.1923年在大荔教会成立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陕西分会东路十一县临时委员会”。会长为山如仁牧师,设文牍、司库等数人,与当时地方政府合作,救济灾民。


河南新安实安慈惠孤儿院主楼

3.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特别是素有粮仓之称的关中八百里秦川,因上年夏秋两季近乎绝收,遂成陕西历史上著名的“十八年年馑”。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很多村庄人去楼空。据史书记载,饿死的人口有六十多万。传教士向世界各地发出求援信,国外制作了“1928 中国”的宣传牌。192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际饥荒求助委员会。并派olive先生来陕西,到大荔、合阳一带视察。灾情很大,但蒲城一带饿死的人却不多,蒲城有人(非信徒)说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铁路修到陕西,可以运粮进来;二是当时陕北粮食充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会广施周济。就是粮仓有粮,穷人没有钱买仍然会饿死。随后而来的瘟疫“霍烈拉”(霍乱)更是造成非常悲惨的景象,死人之多,找不到埋人的人。胡牧师争取到国际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的款项,联合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在蒲城县西府巷教堂及东街搭建粥棚,施舍粥饭(主要供应用大麦熬成的麦仁饭)。无论教内教外,来者不拒,如果是儿童,不但让吃饭,还免费入学读书。


会后聚餐

4.在十八年年馑(民间指1929年大饥荒),各教会以各样方式救济饥民,除设饭棚外,还搞以工代赈,办妇女学等。合阳教会办有贫民实业学校,分织布、栽毯、染布班。有学员60到80名。他们的目标是,学校通过销售自己的产品,能够不接受外国资金达到自养(合阳的养老院始于1925年,实业学校始于1915年)。


在教会聚集的难民


本文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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