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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在陕西的教育事业和医疗救护

2020-8-4 | 作者:陕西 银谦民 | 浏览数:1024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教会兴办的教育事业

“瑞典中国传教事工委员会”,简称“瑞华会”(SMK),是十九、二十世纪瑞典国教会面向中国的传教组织。从第一个传教士符恺励1887年到来,到最后一个传教士卞教士1951年离开,瑞华会在中国大陆存在了64年。

基督教新教于1807由英国

人马礼逊年传入中国。1818年他在马甲创办英华学院。1877年,在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狄考文博士提出鼓励教会创办规模学校的主张。1930年据不完全统计,教会办有小学7000余所,中学300余所,大学(文理与职业)29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近代山西,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数量少、规模小,仅涉及初等教育;义和团运动期间,大部分教会学校遭破坏;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教育事业逐步恢复,学校数量增多,并趋于完善,出现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还有专门和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上加强了科学知识的传授;20年代,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兴起,教会学校受到影响,但仍处于持续发展中;抗日战争中,教会学校再次遭到破坏,因动荡不安,经费短缺等原因,多数学校停办;抗日战争后,虽有恢复,但由于全国内战爆发,也未恢复到原有规模;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学校有的随着外国教会撤离中国而停办,有的被当地政府接管。

1912年,内地会在洪洞创办普润中学。陕西同州老会和蒲城老会(如霍振川长老)多名学生在三十年代就在此上学。

1917年瑞华会在运城经办有崇真男校和女校的中学部。

基督教兴办的教育事业具有近代教育的特点,对教育的近代化起到引导、示范和促进作用。基督教教育事业的目标固然是为了传教布道,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但客观上达到了全面教育的目的。因为,除了宗教道德教育外,还有以科学技术和逻辑推理为主的智育教育;以体操和训练为主的体育教育;以音乐、美术为主的美育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都得到发展,具有近代意义上全面教育的特点。

瑞华会在陕西的教会,除宣

传教义使人信道外,一开始就注重教育。大荔教会1898年创办初级女子小学。男子初级小学创办得更早(约在1892年)。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提倡妇女放足(废除缠小脚恶俗)和妇女上学,无疑是一大进步。1928年办妇女学,1934年改称女子神道师范。从那时到1948年,男、女学校一直存在。另外,还以公会名义办圣经学院(1945年至1948年)。大荔双泉镇教会办有男女培心小学。男女学校学习的文化课与社会学校相同,兼学圣经。神道师范和圣经学院以学圣经为主,为教会培养传道人。除大荔外,合阳、韩城、蒲城(崇正小学)、澄城都办有男女学校。

瑞华会的医疗救护

传教士初来中国,一面传道救人灵魂,一面医治人们身体疾病。

1889年,符恺励牧师先派二人到大荔办戒烟局,为传福音开路。

初开始传道,大荔、韩城、蒲城、合阳等都开设戒烟局、断瘾局。因为当时我国人受鸦片之害极大,许多人因吸鸦片倾家荡产,身衰至死。戒烟局使一些人戒了烟瘾恢复健康。1914年,戒毒活动当年在渭南孝义进行。

1913年,蒲城教会成立。他们开了一家医疗诊所,胡林德是受过了专业医疗训练的传教士。大约有50名病患在年底最后一个月接受了治疗。有一些鸦片成瘾者不敢去教会的戒毒所,但是有9名被送到了华州传道站的诊疗所。1914年的报告显示,蒲城的医疗诊所治疗了250个临床病例,其中15个是手术治疗。

1894年,伯信诚牧师开办大荔诊疗所。他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伯牧师的诊疗所,因为采

取了先进的西医技术,病人治愈率很高,前来就医的人络绎不绝。爱教士、宋师娘除传道外,依所学产科医术接生。1894至1899年的5年之内,为500多名妇女接生。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起初所持敌视态度。据1915年的记载,这一年有260名病患接受治疗。此外,对380名的病患进行到家看病。进行了9次手术,其中7个用了氯仿麻醉,

吴周泰牧师1917年在大荔创立红十字会,招聚学员学习医理,救死扶伤。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但终久弱不抵强,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尊卑贵贱,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基督教人士纷纷加入抗战,鉴于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无人照管,景况惨不忍睹,首先由陕西的基督教会发起组织“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继而各地纷纷响应。重庆成立了“全国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聘请“基督将军”冯玉祥为名誉理事长,范定九为总干事,后来又挂上“军事委员会后勤部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的牌子。伤病员的治疗医药与生活需要,完全由国家供给,如医药由后方医院供应,所需口粮(每天二两大米),到兵站领取。服务队人员的生活与办公用品,由协会统筹解决。队长、所长每月生活费40元。冯玉祥出国后,由孔祥熙(行政院长)继任理事长,在西北地区的组织名称是“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西北区总队”。全国协会下设十个大队,西北区总队下辖第一大队(十个招待所)和第三大队。大队部管中队,中队管招待所。每个大队约40至50人。华阴杨励吾长老当过第一大队大队长,大荔文超伯牧师当过第三大队大队长。

服务协会宗旨:“本会为一纯粹宗教服务团体,其目的在团结爱国家爱教会之有志青年为负伤将士服务,略尽对于抗战建国应尽之天职,以光大基督救人救世之宏愿。”

当时同蒲老会的年轻传道人,据说大多数都参加了伤兵招待所的服务。像大荔的文超伯牧师,李志正长老(生于1905年),华阴的杨励吾长老,潼关的冯耀光(生于1908年)长老,李俊峰(生于1911年),蒲城的霍振华长老,武永祥长老(他们二位还被日军俘虏,在铁工厂作苦役半年,后来设法逃离,受尽辛苦),韩城的卫志超长老(生于1916年),胡养涵,薛文蔚(生于1912年),合阳的刘容川(生于1905年),渭南的李志敬(生于1918年),等等。其中还有笔者的父亲银元济长老。他参加的是第三大队,他当过所长,中队长和大队部秘书(文超伯牧师是大队长)。从1938年开始到1945年战争结束,他们辗转陕西、山西、河南,哪里有战事,就到那里。主要工作是接受伤病员,进行初步的救护,然后转运后方医院;还有掩埋尸体,动员支前,组织担架队,进行抗日宣传等。救护对象是国共两党的抗日军人和所有战争受害者。

本文选载自《陕西省基督教》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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