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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作用

2020-3-6 | 作者:陕西圣经学校 王红 | 浏览数:875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徒人数急速攀升。但它并非中国的主流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尚待开阔。基督教要融入中国文化与社会中,才能在中国后现代的今天,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在中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基督教  中国社会  文化作用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理念碰撞

吴雷川校长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中都是历史悠久、巨大的文明传承,因而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体系。整个人类都面向同样的精神即精神价值,就是“真”、“善”、“美”、“圣”。谢和耐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说明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适应土壤的问题。

中国文化是伦理道德的文化。儒家的基本关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墨子的“兼爱”是从治国平天下的功利主义角度而言,耶稣则从神性、人性相交的角度而言“爱”;中国的主流文化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天生就具有良善之心。在墨子的“兼爱”中,人的存在并无神性的一面;而在基督教中,神藉着“爱”住在人里面。不少中国的先进人物从基督教接受了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受到博爱教育,因而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法治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契约关系这类现代观念意识。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儒家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超越”。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精神表达了对“终极关怀”的情怀,使人达到“最高价值的生活境界”,超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哲理。有人认为“补儒”、“超儒”才能使中国人回到基督教信仰的“正道”。

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体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爱”之精神。从宗教的“神圣”意义来讲,西方文化中“爱”的表达主要来自基督教及其灵性传统。在基督教的信、望、爱这道德三原则中,“爱”被视为最大、最重要的原则。

王治心认为在中国文化处境中,基督教要积极寻求环境适应的最佳途径,尽早找到“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就不仅仅是输入,而是双向性的沟通和吸纳。为此,基督教不能唯我独尊,其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也应该是“调和”及“认同”。这种调和应包括“生活上的调和”、“道德上的调和”和“精神上的调和”。{1}结合中国当下的现实,提取福音中的精神宗旨,填补中国文化的结构缺陷,使中国人具有更加健全的人格,过更加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既是对基督精神的忠诚,也是对本色运动旨归的忠诚。{2}基督教在中国所需要的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根深蒂固的文化隔膜,实现真正融合。赵紫宸所希望的“中国化的基督教”,包括两种根本的承认:一是“基督徒清澈地承认基督教虽层层包藏于西方教会的仪式、教义、组织、建筑之中而几乎不见其真面目,却有一个永不磨灭的宗教本质”;二是“基督徒干脆地承认中国文化虽于科学方面无所贡献,却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遗传与指点”。而这两方面的承认可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吸收基督教提供可能。{3}

我们对二者的态度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发扬,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也要吸收。中华文化建设也要以开放的心态主动吸取外国各个时期创造的优秀成果,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进而创造当代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本身的要求,不但是中华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中国宗教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4} 


二、基督教要融入中国文化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种未来抉择。“回顾过去、认识现在、走向未来”,基督教中国化研究是要面向未来的,基督教要积极融入中国文化,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使广大信众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先生在第二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高级论坛讲话时指出:“基督宗教作为一个外来户,有一个在中国安家落户、落地生根的问题,也就是要适应中国社会,融会中国文化,走中国化道路。与同样是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相比较,基督宗教在于中国文化的结合上相对滞后一些,需要更加努力。”金陵协和神学院前副院长陈泽民牧师认为“中国教会所做的是把‘盆花’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并且培植一个红紫争艳的百花园……它的土壤就是中国文化,阳光和雨露则是上帝的祝福和圣灵的引导;中国现代社会则是它的空气”。{5}

传扬基督要透过文化。何世明先生认为,要透过文化传扬基督,有两大可行的途径,其一是使基督的生命进入文化之中;其二是使文化进入基督的生命之内。这两大途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说,是完全正确的。{6}王治心指出,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关键在于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和融入,“所谓本色教会者,即富有中国文化的质素,而适合于中国民族精神和心理的教会也”。{7}

在这一点上,佛教破除我执的文化精神是它能够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原因,对此,谢扶雅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囊年我国爱慕佛教之士,未闻汗颜奔走,群唱‘中华佛教’,而佛教大乘,卒涣发于中华,为吾民族演进一种新文化,盖能破除我执,吃吃研求,追功德圆满时,自有佳果可操左券耳”。中国基督徒应躬践力行,以成君子的基督徒,不仅对基督教有精深的研究,而且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像佛教那样破除“我执”,公正地面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思想,“自明耶稣及基督教中之优素,而拳拳服赝,玩所辩味,修省存养,盎乎容貌,发绪言动,征诸行事,使人不期敬而自敬之,不期爱而自爱之”。{8}

我们应当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时代新的契合点。根据时代的主题,将这些价值观念合理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铸造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皈依。例如:平等博爱的精神,基督教伦理从罪的忏悔与超越生成对普世爱的社会情怀,是基督教信仰对世俗社会的巨大贡献。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文化中有一席之地?香港何世明先生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融贯神学”作为一种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尝试。他先后出版了《基督教与儒学对谈》、《基督教儒学四讲》、《从基督教看中国孝道》、《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中华基督教融贯神学刍议》等,其基本思路是,中国神学家应该推动基督教信仰去吸收儒家学说中的优秀营养;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应该通过引入基督教信仰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这样,虽然是具有张力的这两大文化体系却可以通过“互补”而达到“双赢”。{9}

基督教适应、认同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体认、理解和接纳基督教。贾玉铭牧师说:“研究神学,追求神道,对于神的信仰有了知识,经验,则知我所信,行我所知。”徐宝谦亦关注基督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其思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来界说基督教精神。他为此借用儒家宋明理学中王阳明的理论,以其“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来衡量、理解“耶稣的人格”,由此把“知行合一”视为基督教精神与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契合点。{10}

基督教在中国不仅仅是文化适应,更多的是文化融入。赵紫宸认为基督教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一贯”的思想、“孝的伦理”、“艺术美感”和“神秘经验”,应该体验中国人的传统宗教生活,有效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并积极促进教会自身的改革。基督教和中国的关系从其历史发展沿革来看乃是两种文化体系相遇和对话的关系。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中国化”,以适应并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在文化发展和建设上,中国“海纳百川”的文化应该兼容、包容基督教,吸纳其文化的优秀元素而使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断扩大和壮大。 


三、基督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

宗教在教育上、慈善上、社会上、道德上具有教化作用。教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仅可以为贫困者提供食物和钱财,更能从精神和感情上满足人们对生命意义和爱的需要。这种需求是人维持生命、参加社会生活的重要动力。许多人认为只有在宗教组织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基督教正在实现由“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实质性转变。原因是其一在摒除了外来势力影响的情况下,基督教继续完成其近代以来的三自爱国运动及其本色化运动;其二是基督教在新中国党和政府的积极关怀和引导下,快速地适应着当代中国新的社会生态。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是规范信徒的个体行为和社会角色的标准。牧者劝诫信徒和睦相处、与人为善、互助友爱等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作用。

吴耀宗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应该有其时代责任,有其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使命。他强调基督教必须把“中国社会当前的问题放在他们的思想里”。他以为“基督教在今日的中国,应当有它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本着耶稣唯爱的精神,结合同志、改造环境、改造社会、以解放民众,实现天国”。{11}必须用基督教爱人、服务、宽容、牺牲、克己的精神来影响群众、促进社会发展。吴耀宗的“实践神学”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社会责任和社会参与。丁光训主教也强调中国神学与中国社会的结合,他在神学上形成了“上帝是爱”的上帝观,“宇宙的基督”的基督论,充满积极、开放、包容、能动意义的“创造”论和人性论,以及积极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社会论和文化论。{12}

丁主教认为,一方面,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处境中应该积极适应,认同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现状,在与之交融中实现其自身的本色化;另一方面,当然也希望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文化能以其思想文化积淀来对基督教加以体认,承认其社会地位,吸纳其文化融入,从而使当代中国人能够理解基督教的存在,并对之加以“中国化”的创新。所以他在中国神学建设中以推广其“博爱的神学”而使新时代的中国神学具有开拓性和开放性,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有可能真正成就“大器”。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整个世界所渴求的。{13}

陈泽民牧师“和好的神学”也同样主张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倡导教会与社会的和好,其神学因而被称为“和好神学”。他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一大任务就是关注并适应中国文化特色,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关注并适应中国文化,并在其中发挥其积极作用。基督教在中国前景取决于它是否能在当前这个多元的、世俗的、变化的文化处境里,以实际行动来显明它那活泼的改变一切的能力。处境化要求教会自身在福音的传讲上、神学的构建上、外在的形式上(礼仪和机构)做出必需的协调和变化。{14}

陈崇桂牧师认为基督徒必须“爱国爱教”,他指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爱教必定爱国,不爱国就不爱教,爱教与爱国不但不冲突,并且是相辅相行。从一个信徒的立场,爱教非爱国不可。所以爱国爱教是能两全其美的”。{15}

著名华人周联华牧师强调中国基督徒应该常有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性,做到自强不息。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处境及前景,他则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中国人自己传道的信心”。我们要注重于在自己的处境中来发展能够被自己的文化所表达的神学模式,而且这一中国特色的神学教育模式的基础只能建立于“耶稣是基督”在中国处境中的宣信。

在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教会组织和信徒,都是爱国爱教的,是甘愿以他们所追求的信仰境界与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美好的祖国家园的,并能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服务、慈善公益,特别是道德伦理建设等诸多领域,做出正面积极的重要贡献。由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中才可以为中国人民和社会做出卓越贡献。

本文刊登于《陕西基督教》2019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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