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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的四种情怀

2019-7-17 | 作者:陕西 齐红军 | 浏览数:969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2014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习主席提出做好宗教工作要坚持“四个必须”,其中第一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党的十九大也把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写进报告。近年来,政界、学界、教界都很关注宗教中国化话题,许多地方开展有关学术研讨活动,从全国到地方基督教两会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的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本文仅从宏观层面谈一谈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应该有的四种情怀。

 

一、家国情怀

自从人类历史有了国家以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家和国都是一个人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国家是由一定范围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依赖,囯和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家庭的发展是国家整体发展的组成部分,同时,家庭的发展也必需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无国何来家,无国又何言教,所谓家国情怀是古人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①;也是指作为华夏儿女对自己的民族的一种责任和牵挂;更是以国为家,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爱民族爱同胞如同爱自己的家园一样炙热的爱国情怀。弘扬家国情怀,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深远,也是探讨和践行基督教中国化的基础。

《礼记·大学》上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心正而后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②反映出古代知识分子将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爱国将士和民族英雄,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举,如精忠报国的岳飞、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抗击倭寇的戚继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也出现过许多爱国的文人墨客留给后人脍炙人口的爱国诗词,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中华儿女都是自己民族的血肉,一脉相传生生不息。基督徒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应当为我们伟大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而骄傲,也应当为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而反思。

从圣经记载和以色列历史中,我们无不看到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以色列人从在埃及为奴到被上帝带入旷野的自由敬拜,从扫罗建立王国及大卫和所罗门鼎盛时期,再到所罗门晚年的王国分裂,从被掳巴比伦到回国重建圣殿,最后被强大的罗马帝国毁灭,以色列民被赶散在世界各个地方,国家不复存在。然而1948年,犹太人复国了,在耶路撒冷重建家园,成为世界一大奇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犹太人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旧约时代涌现出了民族英雄摩西、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等爱国的先知。新约时代的耶稣更是忧国忧民,他爱犹太人,爱自己的民族,为犹太民族哀哭祈祷。

基督教自从唐朝传入中国,其实就在不断地探索和适应中国的土壤,然而五起五落的历史证明,虽然有利玛窦等开明人士在基督教处境化过程中取得过一定的成就,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基督教在中国仍然扎根不深。究其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应该是传教士根本不可能真正和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基督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教的强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显然很大。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一度在中国再次兴起,虽然基督教也曾为民主革命和中国社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写着诸多不光彩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三自爱国运动兴起,基督教才真正成为中国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在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探索成长中,逐渐走向成熟,在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三自原则的道路上找到了与中国社会融合的自信,从信徒人数和基督教参与社会服务的实践,可以看到基督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真正地落地生根。洋教的印象渐渐远去,中国基督教的形象慢慢在国人心中竖起。今天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对我们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包括丁光训主教在内的一批先辈们早已在不断地探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首先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路线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成功的实践证明之一。三自的发起使得中国基督教和中华民族真正融为一体。自按三自原则办教六十多年来教会的实践证明,中国基督教可以和中国社会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基督徒和中华民族是血肉相连的关系,因为在每一个真正爱国的基督徒潜意识里盛开着家国情怀。炎黄子孙是追求卓越的民族,作为华夏儿女的基督徒也愿我们的国家更强盛,民族更兴旺,步伐更坚定,并愿意为自己的民族承担责任,尽好本分,因为这是我们的光荣和梦想。

人类的命运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人类集合体的命运。海德格尔说:人类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世界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可见,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国家、离不开集体。有国才有家,有国也才有教,近年来,中东不断战火硝烟,欧洲动乱不堪,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径,不断涌起的难民潮,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人群,时刻提醒着国人,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幸福的家园,更谈不上有自由的信仰。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教导我们:“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知道怎样爱国。”当下的中国,是已经崛起于世界的一条巨龙,然而,西方敌对势力妄图颠覆和分化我们的野心依然不死,基督徒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理当同仇敌忾,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祖国的统一。

孔子提倡的“修身”,是最根本的要素。③教职人员要强化个人素质,注重个人修为,以身作则,为信徒做榜样,首先应当有一种正气意识,所谓君子坦荡荡,爱憎分明,不崇洋媚外,在爱国的立场上旗帜鲜明,自觉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家园,坚决与祖国人民站在一起。每个教职人员和基督徒应当正视中国近代史,接受现实。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谱写今天,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基督教教职人员,应当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爱这片热土,因为是她孕育了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因为她像母亲一样给予我们成长。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家国情怀是教职人员和广大基督徒最基本的意识。

 

二、传统情怀

传统会让我们想到保守和保守主义,我说的传统情怀是指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承的精神。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悠久,其中积蓄和蕴藏着丰富的东方文明和智慧的宝藏,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传统风俗等,都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哲人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吸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基督教信仰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使基督的精神融化进入人心。因此传统情怀在今天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儒家思想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中庸等思想,对当前基督教中国化都有借鉴意义。首先说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传》总结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崛起,在逆境中奋进,永不屈从于外来的压迫。自强不息还体现为一种自立和自尊的人格特征,形成中国人讲名分、重气节的民族精神。正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使得人们追求一种独立完善的人格,这种美德流传下来,成为人们为国家、为民族奋争的精神力量,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其次是中华民族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的厚德载物精神。如战国时代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汉武帝开始,我国便形成了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局面,但实际上我国文化发展史主要是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线索的,而这一线索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的兼容性。再有就是和谐中庸的思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即认为每一个事物都应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然地发展。这其中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会促使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个人身、心和谐就能使人做到遇事宠辱不惊,进退有据;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能互得其利,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即做事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反对走极端。④

在今天有个别人仍然鼓吹西方文化,提倡西方文明,殊不知伟大的东方文明早在远古时代就闻名于世。在今天的东南亚,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和韩国,仍然保留着儒家文化的礼仪,而中国却早已丢掉了自己的优秀传统。在当今经济利益为上的社会,我们已经迷失得太远了。作为中国基督徒不仅仅是需要把信仰见证给国人,更需要尽自己主人的身份,去倡导传统,发扬中国传统精神,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破解信仰中和中国优秀传统相冲突的地方。比如中国的龙文化,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中国传统习俗、节日庆典,基督教该如何面对?如果我们有深切的传统情怀,就能够接纳这一切。基督教基要派和极端灵恩派都极力反对,认为“龙”就是圣经中的“魔鬼”,甚至把有“龙凤”的被子剪掉,把带“龙凤”的工艺品视为偶像,但是当我们回到中国传统历史去看,就知道“龙”是人们的一种想象和盼望而已,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精神。

再比如中国的农历新年。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节日,关于春节的习俗多种多样。贴春联,放鞭炮,发压岁钱,除夕守岁,春节拜年等等,而年味儿也正是从一个个习俗中散发出来。如今,春节还是年复一年的过,可是一些传统习俗却被日渐淡忘,正如一些老者感叹的那样,“吃住越来越好,过年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基督徒更热衷于过圣诞节、母亲节和感恩节,但我们也应该过好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其他传统节日。特别是清明节,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说是祭鬼的节日。其实只要我们用传统的情怀去考虑,想到人人都有怀念先辈、家族传承的观念,就不难接受清明祭祖了,并且可以很好地融入清明节纪念活动中,倡导文明祭祖新风尚。还有中国传统的天道观念,更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的。

 

三、人文情怀

“人文”是对人生的思索,对生活的关怀。人文情怀是对人性修养的培育,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是对人生价值的关怀,是为人之本。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哲学关注的核心。在中国先秦,当哲人们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人始终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跨;没有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⑤

我说的人文情怀是指的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人文精神,因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狭隘的、排斥性的启蒙时期人文精神是不一样的。最早兴起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世俗人文主义,而儒家的人文精神包括个人、群体、自然和天道四个方面,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天人合一的。钱穆说:人心和天道的合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所做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是一种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知识意向、价值意向,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情怀在本质上强调人的情感,人的体验,以人为本为核心,以追求真、善、美为目标,是人性真善美的体现,强调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等。⑦

基督教历来强调神本主义,这显然与西方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有冲突和对立的,然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为基督教对话产生了条件。如何让基督教在中国的土壤里扎根,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我们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心态来面对中国文化,也不能以圣神的要求来衡量国人。有人在中国传福音遇到麻烦,他们一开口就说你是个罪人,要认罪,国人很难接受这一点。这就是因为神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不同。中国文化是很注重人的内在和本能的。其实就是强调人的自省和觉悟。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以人格精神为内核要素,集中表现在对真、信、诚的无比赞赏和热切推崇。人文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人文关怀体现了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人文精神指向是真、善、美为核心的人类理想体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蕴含。对真善美的追求,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中华大地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力作用的重要因素。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诚信危机带来商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也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精神的外显,至善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善”是一种人文情怀,是何以为人,以何为生的一种标准参照物,我们人类是需要用“善”这种人文精神来指引前进方向的。善的行为也一定是美的,善念和善行都使我们的内心充溢着平静、踏实和幸福。⑧圣经真理更是真善美的,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找到与中国的人文精神结合的契合点是基督教能否深入中国化的一个突破口。

四、博爱情怀

说到博爱人们自然会把它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含了博爱思想,如孔子的仁爱,《论语》中说“泛爱众”,墨子的兼爱思想。⑨但在中国的语境里更多谈的是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爱是有层次的,是有等级的爱,是由近及远的爱;墨子的兼爱是不分远近,不分阶级,无差等的爱,但是墨子哲学出发点是利,所以在实际上,难以无先后缓急之序。因此这些都不像圣经里无私、舍己、奉献的圣爱,似乎中国人的爱太狭隘。其实这更让我们看到博爱的真实,只是普通人难以达到这种圣爱。在实践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要更多发扬博爱精神,培育博爱情怀。

《哥林多前书》13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讲爱准确到位。

近些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与日俱增。是什么原因使这么多人愿意皈依基督呢?丁主教曾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并不是被一套教义所说服的。而是受到了爱的感动,爱的激励,这种爱是世界上最高、最美、最好的爱,这种爱让人意识到自己有亏欠,是罪人,因而甘愿放弃一切接受基督。我们不是首先用脑袋去把教义一条条搞通的。而是在感情深处,在心灵深处,为基督的爱所吸引,所融化,五体投地归服于基督,投诚于基督。这是一个爱的宇宙。宇宙的最根本原则、基础是爱。我们都是上帝所爱的对象,为了我们,上帝不惜付出重价。基督教是动人的,是激动人心的。他动人的地方首先不在他的教义,而在它显示了爱,高举了爱,散播了爱 。”{10}

有一首歌唱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只有爱才能改变世界,但爱却似乎成了奢侈品,既不容易付出,更不容易得到。

 基督教素来有“爱的宗教”之美称。它是要告诉人们,基督徒不但领受了上帝赐给世人的爱,也接受了上帝“爱人如己”(参太1919)、“彼此相爱”(参约一411)的命令,并且要遵守这命令,既让上帝的名得荣耀,又使人得益处。

从基督教“博爱”的主旨出发,丁光训主教强调中国基督教应体现为“道德的宗教”,认为“道德型”、“服务型”才是宗教在中国应有的特色,而且这一特色也恰与中国崇尚道德的传统文化相一致。他为此提出了“宇宙的基督”之思想,并指出:“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认识基督的宇宙性至关重要。其基本意义在于帮助人至少明确两个问题: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是宇宙的第一因素,是创造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基督徒则必然会“被这位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作人赎价的博大而无上的爱心所带动,去进入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造福人群”。{11}

在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中,博爱是不可少的,面对中国十几亿不同信仰、不同追求、不同理想的人群,只有以基督的大爱才能接纳芸芸众生;只有拥有博爱的胸怀才能接纳不同信仰的群体,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中国的民间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宗教多元共存的时代,找到最大公约数,发挥正能量。而只有真正如此才能使得基督教更好地化在中国的土壤里,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美丽的果实。

只要本着以上四种情怀,相信我们在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必会热情洋溢,信心百倍,早日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到“中国基督教”的转变;中国基督教不仅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① 周景耀主编:《张栻.儒学与家国构建》光明时报出版社,20165月第1版。

② 潘麟著:《<大学>广义》,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58月第1版。

③ 奕贵川:《孔子的修齐治平之道》,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5月第1版。

④ 孔庆明,陈秀平著:《中国儒家文化》,长春出版社出版发行,20111月第1版。

⑤ 王运涛:《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及其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主办 --中国文学网。

⑥ 杜维明著:《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月第1版。

⑦ 彭国翔著:《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月第1版。

⑧ 同⑤。

⑨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12月第1版。

⑩ 《圣经.新约》,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发行,201610月(2009年版) 。

丁光训:《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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