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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三自爱国运动70周年】三自精神代代相传

2020-9-24 | 作者:徐晓鸿 | 浏览数:339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1954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6 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为会议召开地。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打破了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平静,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抗洪救灾取得显著成果。我国基督教界也为疫情防控和抗洪救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坚持“双暂停一延迟”,有效防范了因教堂聚会和宗教活动引发的聚集性疫情蔓延,疫情期间广大教牧同工和信徒捐款捐物达2亿元;在抗洪救灾方面,基督徒积极捐款捐物,体现了识大体、顾大局、勇担当的爱国之心。我常想为何我国基督徒有这样高的爱国热情,这与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年来持续的爱国爱教教育有关,也是改变“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洋教” 面貌的结果,这样的美好见证正是三自精神代代相传的结果。
今年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周年,也是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40周年。70年来,我国基督教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实现了教会前辈所期望的“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的期望。今天,三自原则深入人心,神学思想建设不 断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的步伐坚定有力,这一切成果的取得是吴耀宗(1893-1979)、丁光训(1915-2012)等历任教会领袖和教牧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为什么要发起三自爱国运动

如果从自立运动算起,寻求中国化的三自道路的探索从未停止。众所周知,基督教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大门,西方传教士将传教条款硬性植入这些条约中,加上热衷包庇诉讼, 强行置房买地,有的甚至直接参与收集情报等殖民侵略活动,引发人们的仇视以至教案频发。一些研究资料表明,鸦片战争之后八十余年,各地教案多达六百余起。尤其是一些有影响的教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性事件”,也是“许多重大涉外事件的导火索,成为西方列强进一步侵华以掠夺更多殖民主义权益的借口”。义和团运动则是反对外国列强侵略和部分传教士为非作歹的总爆发,这使得一些开明的传教士也不得不反思以往的传教策略。
我国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抱着对教会前途命运的忧虑,意识到基督教作为“洋教”被国人诟病的危害,开始提出“自立”的主张。1873年,自立运动的先驱广东儒生陈梦南(1840-1882)创立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 设立华人宣道堂,他说:“这道既是天道,在外国的是外国的,在中国即是中国的,我们应该自己立会自己传,免得人家说这是洋教。”俞国桢(1852- 1932)是一位在上海的自立会领袖,1903年,他与谢洪赉(1873-1916)、高凤 池(1864-1950)、宋耀如(1863-1918)等组织了“中国基督徒会”,1906年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其宗旨是“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教义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顾及国家体面为目的。各会华教友,不分彼此,不限区域,庶几联合同志,合而为一”。山东青岛的刘寿山(1863-1935)在自立运动中也颇有影响力,1901年,他开始组织自立会,但规模较小,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认为“国体更新,信仰自由,亟应乘时振作,力图发展”,1913年,成立了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基本实现自养。“五卅运动”爆发后,开封内地会基督徒宣布与英国差会绝交,组成“中华开封基督教会”,并响亮地喊出了“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的口号。自立运动是近代我国基督教谋求中国化的最早尝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非基运动”的爆发,再次在知识界强烈冲击着基督教。表面上看,其导火索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年会遭到反对,而深层原因则是新文化运动启蒙下,知识分子把摆脱帝国主义影响的矛头再次指向了基督教。这一运动历时六年,各种政治主张的人几乎都加入进来,虽然也有一些基督教学者进行了辩解和护教,但更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进行了基督教本色化的深刻反思,包括诚静怡 (1881-1939)、赵紫宸(1888-1979)、吴雷川(1870-1944)、徐宝谦(1892- 1944)、刘廷芳(1891-1947)、谢扶雅(1892-1991)、王治心(1881-1968)等一大批基督徒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并纷纷著文,提出基督教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并建立自己的本色神学的主张,这是我国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层面中国化的思考和倡导。
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是否要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否要负起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的责任?归根结底是否要拥护和热爱新中国?成为摆在教会面前的关键选择。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基督教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 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在周恩来总理的启发下,吴耀宗等教会领袖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到1954年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教会初步实现了主权上的独立,基本上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恢复和贯彻,为了加强对教务工作的指导,在1980年的中国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丁光训主教提出要逐步把中国教会从实现“三自”,向实现“三好”转变,即治好、养好、传好,三自的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成为大多数基督徒的共识。1998年11月,在“济南会议” 上,通过了由丁光训主教倡导的“关 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神学思想建设则是更深层次的三自爱国 运动。
在我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始终是薪火相传的。在吴耀宗、丁光训、罗冠宗(1920-2011)、韩文藻(1923-2006)、季剑虹(1932- 2019)、曹圣洁等不同时期教会领袖 的带领下,中国教会的三自事业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公布我国基督徒有3800多万人,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三自爱国运动最大的成就就是 它使中国基督教不再成为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的观感,也使曾是宗派林立,甚至相互攻 击的中国教会按照彼此尊重的原则,实行了联合礼拜,进入‘后宗派时期’,在‘文革’之后,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收回房产、开放堂点、重印圣经、出版属灵书刊、开办神学院校等等,所有这些办好教会的努力,假如没有三自爱国运动是 不可想象的”。

二、什么是三自精神?

随着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周年日子的临近,我最近总在思考:什么是三自精神?我用四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三自是我国基督教领域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三自是我国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精神,三自是我国基督教适应时代办好教会的精神,三自是我国基督教会积极探索中国化的精 神。三自精神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是因为除了摆脱“洋教”面貌外,它也是办好我国教会唯一正确的道路。三自的核心是独立自主,三自的本质是爱国爱教,三自的基础是增进团结,三自的目的是办好教会。正因为如此,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得到了大 多数教牧同工和广大信徒的拥护。
1.三自是我国基督教领域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国基督教一直有爱国和支持 进步事业的传统,前面所提到的自立运动、本色化思考除了对教会前途本身的思考外,爱国也是一大动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曾极大触动了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以爱国为荣成为基督徒风尚,范子美(1866- 1939)曾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基础,提出“爱国先当爱身”“爱国先当爱家”“爱国先当爱社会”的主张;浦化人(1887- 1974)也说:“吾人不能忠心为中国民,岂能忠心为天国民乎?况耶稣令其徒为道忍辱则闻之矣,而从未闻令人断送山河与他国也”;刘廷芳认为:“中国的基督教会......他的首务,是真正能服务国民,重生社会, 他的组织、他的计划,当本诸中华民族的精神,当合中华民族的心理”。
我国基督教领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他说:“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 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基督教进步人士同情并参加了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解放战争获得基本胜利后,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有代表出席。”基督教全国两会的首批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基督教爱国史迹与传承陈列室”展出了很多这样的生动事例。


1955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4 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时的小组讨论。

三自革新和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是我国基督教选择走爱国道路的集中展现,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中强调,“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所以,这是一份爱国的宣言。“三自宣言”发表的当日,《人民日报》配发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社论说:我们欢迎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向宗教正规的爱国主义运动。三自就是一场爱国运动,这个定性是很清楚的。为此,吴耀宗先生曾经豪迈地说:基督教革新运动就是“使它脱离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脱离了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了耶稣福音本来的面貌,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
三自爱国运动70年的历史,是基督徒和团体与祖国和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爱国史,正如习仲勋同志所总结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 基督教实行三自原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基督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可以独立自主地办好中国基督教的事情。”
2.三自是我国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精神
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关教会主权,是三自的核心。旧中国的教会带着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洋教”色彩,是“基督教在中国”,由于不同的差会背景,教会脱离中华文化,分门别户、相互攻讦;三自爱国运动极大地改变了这种面貌,成为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大家放弃宗派藩篱和成见,按照“合而为一”的圣经教导,实行联合礼拜,实现了三自爱国旗帜下的大团结,这是三自极其宝贵的成果。为此,罗冠宗先生曾提醒我们“要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中国教会主权”。建立和保持中国基督教的自我,也就是使之有中国的特点,而不是作为西方差会的传教点,这是许多代基督徒的期望。三自爱国运动使之成为现实,至少在组织形式上成为了中国基督徒独立自办的教会。
三自的历程是艰辛的,从其诞生之时起,不仅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涂红”“抹黑”,甚至“咒诅”,而且也有一些国内的基督徒不理解。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势力打着宗教人权的旗号,极力攻击我国的宗教人权状况,他们 希望破坏我国基督教的三自原则,破坏我国教会的独立自主精神。特别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美国国务院的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紧盯中国的宗教人权,连续21年在所谓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 “洛桑世界福音大会”之后,一些国际组织与中国境内部分私设聚会点联系 密切,希望整合力量对抗基督教两会和政府部门,从而在国内扶植反政府势 力。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更是把利用宗教打压中国用到极处,2018年7月和 2019年7月召开了两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设立“国际宗教自由基金”,资助“国际宗教自由活动”,支持所谓“受迫害宗教人士”。2020年5 月,台湾长老教会与其他人权团体共同发起“国际宗教自由论坛”,蔡英文与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郦英杰都出席,这种宗教问题与“台独”合流的新趋势,值得格外警惕。
以韩国为先锋的来华宣教热潮亦此起彼伏,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华宣教,近年来,已经深入到内地和边疆地区,过去基督徒较少的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甚至西藏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其中,来自韩国的异端组织如新天地教会、安商洪教会、马可楼教会、庇哩亚派、神的教会等都曾在我国活动。这次疫情期间,李万熙的新天地教会因导致聚集性感染新冠肺炎引发众怒。
上述情况表明,广大教牧同工和信徒必须擦亮眼睛,不要被其基督教信仰的外表所迷惑,要警惕背后的政治动机,任何时候独立自主这根弦绝不能松。正如曹圣洁牧师所指出的那样:“教会必须由本国信徒独立自主地来办,教会的主权必须掌握在本国有爱国爱教觉悟的信徒手中,这个教会才不致被外国势力所利用。”善哉,斯言!
3.三自是我国基督教适应时代办好教会的精神
基督教之所以成为普世的宗教,与它在不同时代的适应性有关。基督教的发展史,既是跨民族、跨地区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是信仰本地化、处境化的历史,我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应遵循这种规律。基督教产生之后,保罗尤其强调适应性,他归纳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参林前 9∶22)。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与其说是对罗马教廷的抗议,毋宁说是对民族社会和文化的适应。我们注意到马丁·路德在扛起“唯独圣经”大旗的时候, 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把基督教“日耳曼化”,于是,他首先把圣经翻译成民族语言——德文;英国圣公会脱离罗马教廷时也做了同样的事,形成的英文“钦定本”至今广有影响。基督教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对不同制度、文化和社会的适应 性,基督教在中国也不例外,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有更加光明的前景。
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基督教有了 一定的发展。近年来,基督教信徒人数由快速增长逐步趋向平稳增长。总体来说,我国基督教通过走三自爱国道路,基本上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的。基督徒在各行各业中,也涌现出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最美乡村医生以及不同领域的带头人等,他们为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谈到办好教会,西方人容易有一个误区:他们的唯一标准是按照西方的政治体制来运行,这样的政府才好,教会才应该支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无神论的政府不可能善待宗教,丁光训主教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有些西方基督徒责怪我们没有反对共产党,在与共产党打交道时缺乏斗争精神。他们总以为共产党既是讲无神论的,一定会逼迫甚至消灭宗教,基督徒义无反顾地与之对抗,甚至殉道。我们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轻易地要求信徒不顾教会和国家利益去‘殉道’,只要基督徒和共产党作为中国人还有共同的立场,只要我们还有继续进行崇拜、见证和教会生活的空间,只要我们在统一战线之内就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对话和磋商的通道仍然敞开,我们就没有理由和无神论者敌对。”我国教会有自己的处境,适应新时代,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当前,我国基督教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途上,这样的际遇,正是我们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机遇。三自爱国运动的70年是与祖国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70年。70年来,我们实现了联合礼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两会体制。广大基督徒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绝大多数基督徒遵纪守法、 关爱社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基督徒在这次疫情中,按照“双暂停一延迟”的要求,顾全大局,正如王作安同志所说:“宗教界参与抗疫斗争中展现出来的大局观念、法治意识、科学态度、大爱精神,丰富了宗教界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是参与夺取抗击疫情全面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内在精神动力。”经过70年的努力, 三自原则正日益内化为我国教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筋骨。中国基督教的好故事也在普世教会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4.三自是我国基督教会积极探索中国化的精神
三自自发起之日,就在探索我国基督教走中国化的道路。丁光训主 教曾说:“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 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一直在路上。三自爱国运动是神学思想建设的实践基础,神学思想建设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基督教中国化的根本要求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三自爱国运动从教会和社会实践上为我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98年,“济南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并在稍后形成了《有关神学思想建设的若干共识》。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是更深层次的三自爱国运动,是三自理论在神学上的升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
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我们在组织形式上实现了独立自主,而在神学思想上,西方殖民神学和当代新保守主义神学对我国教牧人员和信徒的影响仍然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在神学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我国基督教中国化就会沦为空谈,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国基督教”,那么,建设和谐健康发展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教会的愿景也就难以实现。
三自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神学意义,因为它的根本目的是办好教会。总结三自爱国运动70年的历程,就是为了使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之路行稳致远。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圣经教导、具有中国特色、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就是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条成功的道路可以看作是在宗教领域的“中国模式”,它为所有愿意摆脱西方神学思想和组织形态羁绊的第三世界教会树立了典范,成为中国教会对普世教会的独特贡献。

三、基督教中国化是三自爱国运动的长期使命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基督教全国两会作为全国性宗教团体应充分发挥指导作用,除了制定和落实《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 要(2018-2022)》外,要充分运用《天风》《会训》《金陵神学志》和中国基督教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做好宣传,挖掘和整理一批教会前辈们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著述,目前,《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已经出版。我们要总结 以往的经验,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研讨和宣讲,同时发挥好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的作用,多组织坚持我国基督教中国化方向的宣讲。神学院校是神学思想建设的基地,更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孵化器,要加大院校中国化教育的力度,开设专门的课程或讲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
要坚决避免一提基督教就必须“向西看”的倾向。要积极探索礼仪、赞美诗和教堂建筑上的中国化方式,使中国的基督教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的元素,这样做也是对普世基督教神学和文化的丰富。圣经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经 典,现在的和合本圣经已经用了一百年了,总体来说这个版本非常好,也得到信徒的广泛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的译文有当时译经时代的明显烙印,对 圣经的释译工作应有所开展。《要道问答》的充实非常有必要,因其影响面广,发行量大,对坚持正信、反对异端邪教将发挥巨大作用。
办好新时代中国教会,必须不断深化三自爱国内涵,以基督教中国化作为长期抓手,不断丰富和完善神学思想,发挥现有人才优势和神学院校培养资源 优势;必须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建设和完善人才梯队,不断培养灵、 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教会合用人才;必须注重在岗教牧同工的再学习、 再深造,努力塑造同工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 关键时起作用”的合格人才。为此基督教全国两会应制定《中国基督教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推动神学院校发展和教育改革,尽快制定《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必须持续扩大三自爱国的基础,除了基督教两会内部必须进一步增进团结外,必须直面私设聚会点的团结工作,总结和完善“以堂带点”的有效做法和经验,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通过加强联系增进了解,通过主动服务化解难题,用好教会内的媒体平台,讲好三自爱国和中国化的好故事,明晰三自爱国运动的意义与目标,有效消除部分信徒存在的误解和疑惑,进一步 扩大团结面、增强凝聚力,促进中国教会整体的合而为一。


2014年8月5日至6日,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 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付出许多代人的努力,因此不能追求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立显政绩,而要实行渐进式的行稳致远、润物无声、 久久为功,用信教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常抓不懈。未来,我们仍须不断消除我国基督教的“洋教”形象,促进我国基督教在社会上更好地作光作盐,荣神益 人;在神学上继续建立和完善真正的“自我”,逐步建立我国神学思想体系, 促进我国的基督教成为真正的“中国基督教”。
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重要目标,是中国教会自身发展的 客观要求,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的长期使命,是党和国家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界的殷切期待,是教牧人员 和广大基督徒的共同责任。
各地基督教两会和教会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宗教工作的指示和讲话,特别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及其配套法规,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要进一步落实《中国基督教规章》和《中国基督教教牧人员行为规范》,依法依规办好教会。基督教两会要从组织保障上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为 此,各地基督教两会必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必须固本强身、加强团体建设,有效发挥团体在爱国爱教方面的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中国教会朝着民主规范、健康有序、荣神益人的方向发展,真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坚固桥梁和牢固纽带。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我们庆祝三自发起70周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让我们继承中国教会老一辈们爱国爱教的好传统,不断传承三自精神,始终坚持我国基督教的中国化方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开创我国基督教爱国爱教的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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